文/图 本网记者 陈潜 实习生 徐一菡
8月19日，中国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北京奥组委特聘专家、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执行会长陈剑教授应邀在第十九期温岭讲坛，作了主题为“奥运经济及对中国的影响”的讲座。
陈剑分析认为，200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仍将保持在9.5％—10.4％之间的水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虽然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但仍增长了10.4％。
奥运给经济带来了什么？
在现代奥运会中，奥运经济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话题。正是因为它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举办奥运会有了名利双收的可能，也因此吸引着世界各国争先恐后地申办奥运。
陈剑对奥运经济的定义是“由奥运筹办引发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称”。在筹办奥运会过程中，我国努力将奥运经济的作用扩展到最大限度。例如，让更多的城市参与奥运会的举办。北京奥运会涉及的举办城市，除了主办城市北京，还有两个项目城市——山东青岛（帆船）和香港（马术），四个足球预赛城市——上海、天津、辽宁沈阳和河北秦皇岛。而这七个奥运城市，基本涵盖了三大经济圈。
那么，奥运究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呢？显然，这种影响就如同奥运经济的广义定义一样，是很广泛的。
除了奥运会的市场开发收入外，奥运还推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从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连续五年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到2007年增速更是达到峰值。这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轮经济高速增长期（第一轮发生在1993年—1997年）。特别是与奥运赛事相关的北京、青岛，经济增速已连续5年达到12％和15％左右。
而据报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从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到奥运会召开前的7年间，经济都会维持较高增长。
必然会出现“低谷效应”？
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悉尼所在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即出现GDP增长率小幅下滑、投资大幅下降、房地产业衰退等现象，悉尼的房价也在经历了1993年到1999年的7年景气后大幅下跌。
而雅典在2004年举办奥运会后更是债台高筑。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标志着景气预期走向的上证综合指数暴跌4.5％左右，此后更是遭遇“五连阴”。
8月24日，万众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已落下帷幕。而种种隐隐的迹象，令世人对奥运会后的中国经济疑虑。
那么，奥运会后是否必然会出现“低谷效应”呢？
陈剑指出，奥运后主办城市或国家经济下滑不是规律性现象。他认为，影响后奥运经济的因素主要有举办城市的组织运行模式、举办城市发展目标、城市自身发展条件、新的投资热点四方面。
陈剑指出，首先，就主办城市自身特点看，由于城市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城市基础设施和原有体育场馆条件不同，因此，满足奥运比赛需求的软硬环境也不同。一些主办城市的既有条件能适应奥运会超常需求，不需要大兴土木，奥运筹办期间不存在大量投入，也就不存在后奥运经济下滑的问题。
其次，即使一些奥运会主办城市要新建场馆、修建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如果奥运会后有新的投资热点，经济也不会下滑。
陈剑指出，在筹办之初，就强调了要合理引导投资。北京在建设奥运工程的同时，及时制定新的投资规划和方向，以推动首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北京“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新城建设、新农村建设、轨道交通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投资领域相继实施，将对奥运会之后的投资增长起到拉动作用。例如城市基础设施上，近7年北京轨道交通里程每年增加20多公里，到2008年将达到200公里。奥运会后，北京轨道交通的投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到2015年将达到500多公里。
再次，奥运会后经济是否下滑，也与主办城市组织运行模式有关。国外很多主办城市多是商业办奥运，而我国是举全国之力办奥运。
此外，还取决于主办城市自身的发展目标。根据北京的发展目标，通过这次的奥运会和之前的亚运会等的举办，将使北京形成一个新的功能区，即“亚奥新区”，奥运后这里将主要发展旅游、体育休闲、会展经济、文化创意等产业带。
陈剑不认为中国经济会陷入“低谷效应”，“退一步讲，即便这种状况在北京有所体现，也绝对不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经济”。
他指出，2007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006亿元，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序只在第10位，只占全国246619亿元GDP总量的3.65%。这和其他主办城市不太一样，比如东京的经济总量占到了全日本的1/10，雅典甚至达到了希腊的1/2。而目前，国际经济界人士普遍认同一种观点：国家越小、主办城市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越大，奥运会后的“低谷效应”越明显，反之则越小。
相比所谓的“低谷效应”，陈剑认为，中国经济如果出现下滑，主要也是受国际经济环境和自身经济周期等的影响。
陈剑分析认为，200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仍将保持在9.5％—10.4％之间这样的水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虽然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担仍增长了10.4％。
场馆的后续利用已提前考虑
后奥运的另一个风险在于，场馆的后续利用。
而在利用方面，我们已经未雨绸缪。北京在筹办奥运会之初，在奥运场馆选址、规划和设计等方面，就考虑到赛后利用问题。在筹办过程中，不断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例如，增加临时场馆建设；将一些场馆建在大学校园内，奥运会后，这些场馆就直接为大学生体育活动新增了体育设施。此外，还建立社会化的投融资机制来缓解资金压力和资源闲置风险。在北京奥运场馆建设中，社会投资占投资总额一半以上，使政府投资压力减小了许多，而企业也可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发展机遇。其他项目投资大多是企业联合体公开竞标，然后投资、运营。这种机制，对控制投资规模和赛后利用都大有好处。
我国对主要场馆都早早制定了赛后利用规划。比如可容纳9万余人的国家体育场（即“鸟巢”），赛后将用于国际国内田径比赛、足球比赛，可提供运动、休闲、健身和商业等综合性服务，成为北京最大的文体休闲娱乐场所。
比如共36万平方米的奥运村，建成后即向公众出售，赛后入住。奥运会期间供各国运动员、教练员和随队官员居住。
不过，在谈到这些准备措施能不能奏效的问题时，陈剑表示有不可预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