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时届清明，日暖风熏，人们照例要祭奠祖先、缅怀英烈。

　　在我市的各烈士陵园，长眠地下的先烈们将生命献给了这片热爱着的土地。在这个清明节，我们满怀崇敬之情，寻访烈士身后的故事，重温这段难忘的历史……

　　“我的父亲——金漩”

　　金漩（1902年——1930年），又名才衡、洪根，化名项忠诚，温岭人。1926年在温岭宗文书院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中共温岭县委书记。在坞根、青屿、渭川、冠城等地组织领导工农群众运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坚持革命斗争，不久被捕，囚禁于苏州陆军监狱，1930年，被折磨致死。

　　金漩被捕后，过了几天，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的卢雪贞也被捕了。卢雪贞被捕后不久，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金漩要转移监狱，你买饼干给他送行”。我接到电话后，马上买了一斤饼干打算去看他。可等我来到监狱，卢雪贞对我说：“他解走了，你把饼干放下，马上赶市内小火车站去（即通南京下关的地方）。”

　　我赶到了小火车站，只见金漩两手插着袖子站在一旁候车。当我叫他时，他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是卢雪贞告诉的，他没有多说话，只是叫我通知他家里。“我解苏州监狱去了。”后来，我得到一个消息，金漩很坚强，受尽了国民党的酷刑也不说出党的秘密。最后得到的一个消息是，金漩死在狱中，不知谁对我说的，忘记了……

　　——摘自颜载愉口述回忆金漩

　　对于父亲金漩，84岁的老人金伯春的记忆只停留在5岁那年。“父亲的很多事，都是后来听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说的，颜载愉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说起父亲的事迹，金伯春却一点也不生疏，“我每听到一个关于我父亲的事情，就把它记下来；自己也去档案馆找资料，找到一份就复印一份，自己保留……”说着，金伯春拿出了好几个厚厚的档案袋，里面全是其父亲金漩的点滴记录。

　　我家是中共县委

　　父亲是遗腹子，从小由姑姑带大，在父亲十多岁的时候，就和大他一岁的母亲结了婚。因为家境不错，父亲从小就有书念。从温岭宗文书院毕业后，父亲来到了杭州读书，也因此接触到了进步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父亲是由于叛徒出卖才出逃的，那是1929年的事”，金伯春开始将他母亲告诉他的事又转述了一遍。

　　那时候，共产党的县委设在我家。一天，父亲收到了一封监狱里寄过来的信，内容是关于一个同志李某已叛变，他会来县委收集情报，让父亲和其他同志联系将他干掉。果然没过多久，李某来到了我家，说是来看一下县委的情况。当时，我父亲就骗他说县委已经转移到大溪的冠城去了，让他先住我家一晚上，第二天再一起过去。见李某已相信，父亲就暗中联系在横峰瓦窑厂的地下党同志。第二天一大早，几个地下党同志都赶到了我家，说是一起去县委。

　　一行三人来到了潘郎的四姑岭（我父亲当时并没有和他们一起去），两个地下党同志一把将李某按倒在地，进行了搜身，结果搜出了一张国民党的证件。等到他们几个回来，我父亲问结果怎么样，他们说已经处理妥当了。但父亲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就让他们扮成卖茅草的再去探一探。结果证实李某确实已经死了，但是死之前曾经被人发现，留下一句话“我是从金漩家走出来的”。

　　闻讯后，父亲感觉事情不妙，就开始出逃，那时候父亲曾经和邻居说过“家里已经住不下去了”。父亲先是去了上海，后来又到了南京，住在娃娃桥国民党区党部的一个同学那里（那人也是地下党的）。“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如果没有碰见那个人的话……”

　　要让孩子读书

　　在南京的几个温岭人每逢周末都会聚会一次。一个周末，大家又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父亲碰见了张某，当时张某已经叛变。

　　张某见到父亲后，就问“你怎么在这里？”隔天，父亲就在娃娃桥被南京警察厅的侦缉队抓走了，再后来，收留父亲的同学也被抓走了。和我父亲既是同乡、又是小学、杭州读书时的同学林云从因为与我父亲关系比较深，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5年。“这些事情我都是听颜载愉说的，他是惟一一个在父亲从南京被转移到苏州监狱时去送行的人。”

　　在南京小火车站，颜载愉见到我父亲两手插在袖子里，可想而知当时应该是带着手铐。我父亲在临走前曾这么交待颜载愉，“你和我母亲、妻子说，我没事，不要想，不要挂念。儿子要带好，一定要让他读书。”留下了这句话之后，父亲就被带走了。

　　黑乎乎的遗体

　　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是在1930年的正月里，记得有一天，母亲收到了一封城里发来的电报，内容是让母亲去苏州。

　　接获电报后，母亲马上收拾行装，出门去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只好像听母亲说她去接父亲回家。但是，赶到苏州陆军监狱的母亲最终还是没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只见到一个用一条旧棉被裹着的父亲的遗体。

　　在监狱里，母亲见到了一同被关在监狱内的父亲的同志。对方拿出一叠药方给母亲看，“我们用了一两百元的银洋，但还是救不回来。”母亲哭着掀起盖在父亲遗体上的那条旧被，而后整个人都惊呆了。“怎么会这样子，他怎么会全身发黑……”母亲看着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父亲伤心不已，而狱友的回答让母亲痛到了心坎里。“他们手段真的很残忍，你丈夫是被活活烤死的。他们先把铁丝网烧红，再把你丈夫放在铁丝网上面，然后用火继续烤铁丝网，就像烤弹涂干一样……”父亲就这样走了，但就是受着这样的非人折磨，父亲却仍旧没吐露一个字。

　　还记得母亲带着父亲的棺材回来的那天，哭得声嘶力竭。当时，村里的人把我抱到棺材上面，5岁的我就坐在了那个装有我父亲遗体的木棺材上面，却不知道那里面躺着我的父亲。

　　铜钱也是暗号

　　父亲走后，我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琛山乡是当时有名的地主聚集地，因为父亲是共产党，小时候的我没少受欺负。我如果和别人家的孩子闹矛盾，对方的家长总会跑到我家跟我母亲告状，就算错的不是我。

　　但是也因为父亲，我得到了很多帮助。和父亲一起干过革命的同志知道我是金漩的儿子，总是对我照顾有加。像我的小学老师钱菊芳知道我是革命的后代，总是对我特别关心。我到现在还记得钱菊芳去参加地下党的会议时，总是让我陪着去。

　　在那里，我知道了一些和父亲有关的小故事。比如，他们每一次开会都会确认一个信物。一枚铜钱，一朵油菜花都是暗号，参加会议的人都要亮出它才被准予进入。父亲还帮组织买过枪，因此家里欠了一百元的银洋。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母亲说这些钱是父亲出面借的，就要还清，就把家里收的稻谷给卖掉，还清了这笔账。

　　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母亲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成为一名地下党党员。再后来，全国解放了，1953年2月28日，父亲被追认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