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明晰的权利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定分止争”。仅依靠界定权利边际，并不能造就没有冲突的语境。权利之外还应有责任、道德和良知——权利冲突和失范之处需要责任和良知的补充，需要有人突破一己私利的狭隘考虑和斤斤计较的权利诉求。

　　丈夫在怀孕的妻子生命垂危之际，仍拒绝签字同意手术，终致母子双亡——对这起悲剧的伦理讨论，成为最近几天舆论的中心。显然，舆论正超越最初归咎丈夫或医院的浅表道德批判，而走向深层次的制度伦理思考。有的反思医患间严重的信任危机，有的思考社会阶层间可怕的隔膜，更多的人选择了权利的视角：健康生命权与知情权孰先孰后；紧急情况下医生有无手术决定权；医院是否有权“强制治疗”；还有政府该不该明确医生救死扶伤的权利……

　　权利是法律的核心，舆论集中从权利视角反思悲剧的起因，体现了权利意识日益提高和对法治价值的追求。权利非常重要，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在这起悲剧中，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权利侵犯者和权利受害者；单从权利视角，根本无法理清其中的伦理问题。

　　有人说患者的生命权高于一切，无论如何，医生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可以救治的病人死在医院——这话听起来很有人道情怀，但却是脱离现实的幼稚空想：这世上没有绝对的权利，任何权利都相应地受到某种约束。有人说医生在情况紧急时应有手术决定权，可谁来判断和界定“情况紧急”呢，手术决定权中的医疗风险又由谁来承担？就事论事我们能接受这件个案中的医生决定权，可如果手术决定权在另一起事件中导致患者利益受到伤害，我们还会支持这种权利吗？专家还谈到了医院强制治疗权，这种权利也绝不能赋予医院，医疗行为具有侵害性，其重要前提就是患者本身必须同意，我相信，个案之外，没有患者愿意把决定自身生命的治疗权像这样让渡给医院。

　　所以，单方面强调患者的权利或者医生的权利，只能加剧医患的对立和冲突。权利并非万能，其“理性”是有限的，因为生活现实远比制度设计者的想像复杂得多，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无法前瞻、穷尽地考虑到现实可能出现的复杂冲突(你能想像现实中会有肖志军这么自私、愚昧、不负责任的人吗，你能想像出现“拒签致死”这种匪夷所思的悲剧吗)，复杂的现实不经意就会制造些意外和特例。从另一个角度看，权利与权利间也会有冲突，再明晰的权利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定分止争”，患者和医者也是如此——所以，仅依靠界定权利边际，并不能造就没有冲突的语境。权利之外还应有责任、道德和良知，权利冲突和失范之处需要责任和良知的补充，需要有人突破一己私利的狭隘考虑和斤斤计较的权利诉求，去承担起避免如此人伦悲剧的责任来，需要道德担当与良心叩问，需要有基于人道主义关怀的某种“权利妥协”。

　　考察这起悲剧发生的原因，问题并不在哪一方缺什么权利，甚至不在于法律“不够完善”———而恰恰出在“每个都在强调自己的权利，而无人愿意更多地承担责任”上。那可怜的孕妇和她未出生的孩子，正死于一条“无人愿意承担责任”的链条上：她首先遇上了一个自私、愚昧、不愿承担责任的丈夫，这个男人害怕剖腹产影响妻子生二胎，始终坚持不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最终导致妻儿双亡；其后又遇上一个不愿承担更多责任的医院，是的，这家医院尽了不少努力，为了手术苦劝病人家属三个多小时，免费治疗、请示领导，做完了一切“规定动作”———但是，他们不愿和不敢再承担更多的责任，坚持把责任推到了那个匪夷所思的男人身上。我想，如果医院能坚守医者良心，肯多承担一点责任的话，也未必让一个可以救治的病人死在那僵硬的制度中。问题最后推到了主管部门那里，北京市卫生系统的批示是“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可见他们也不愿承担责任———走到这里，责任的链条完全断了，人人谨守权利的边界不愿担当点什么，没有人愿意为她的风险担责，孕妇只能不可避免地死去。

　　如果人人都斤斤计较于自己那点儿权利，没有人愿意担当起权利之外的些许责任，这样的悲剧根本不可避免。(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