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来到大溪，并在厂区内为温岭旅游用品厂亲笔题写了厂名。这是温岭迄今接待的级别最高的行政领导，不少干部群众至今仍对那时的情景津津乐道，而旅游用品厂在当时温岭经济中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

　　它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温岭企业的明星的？13年过去了，这家后来改名叫“强盛”的企业又经历了怎么样的发展历程？

　　引子：600美金一顶的极品帽子

　　“一顶帽子就要600美金？不错。这种大致相当于人民币5000元的极品帽子，不久就将在浙江温岭市大溪镇的浙江强盛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强盛公司”)的车间内诞生。今年10月7日，美国罗伯特先生正式授予强盛公司600美金/顶的极品帽生产权。目前，强盛公司正积极投入产前准备，争取这批极品帽子保质、保量、准时完成。

　　据强盛公司有关人士介绍，能承接罗伯特先生的这笔订单，承制这批极品帽子的过程富有戏剧性色彩。罗伯特先生的公司是一家具有100多年生产经验的帽子专业商，与世界各国大企业都有贸易往来，在世界享有盛誉。一直以来，其极品帽都是交由美国本土或韩国生产厂商生产。在一次参加世界体育用品展览时，罗伯特先生看到参展的强盛公司产品工艺考究，设计别具特色，经过简单的交流沟通后，他开始寄了一些样品委托强盛公司制作，强盛公司按照其要求准确地制作，发现不合理的工艺和他探讨，并提出更为合理的方案，使得罗伯特先生非常满意。

　　今年10月初，罗伯特先生带着这个价值600美元/顶的帽样，先后考察我国的广东、江苏、山东等地的4家大型帽厂，因均未达到他的要求，最后他才到了曾有过近一年的接触了解的强盛公司考察。在对强盛公司的生产车间、陈列室、技术开发部等各处的各软硬件设施进行认真考察后，第三天，他终于拿出了这顶极品帽样及相关生产授权牌，与强盛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签下了生产订单。

　　这批帽子全部系国际明星、国家元首专用品，帽子面料采用全自然纺织品，其工艺要求十分苛刻，不容许存在任何的跳针、针距偏差等误差，容不得丝毫马虎。制成后的每顶帽子都将编号，实行售后跟踪服务。

　　由原温岭市旅游用品厂发展而来的强盛公司现有员工1200多人，年产1500万多顶帽子，现已成为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的最大的帽子专业生产厂商。该公司已生产有近3万多个品种的帽子，其样品陈列室各式帽子琳琅满目，堪称‘帽子博物馆’，常使参观者叹为观止。”——引自2003年10月8日《温岭日报》头版头条

　　“名分”之争：戴“帽”还是摘“帽”

　　强盛的前身，只是一家四人合伙的小作坊。

　　1983年，做过裁缝种过田的叶法廉到了村办的板刷厂做工。不久，板刷厂倒了，他就把自己历年积累的7000元钱和三位志同道合者筹集了2万元资金，租借了几间石板屋，用职工自带的几台缝纫机开始办厂，在工商部门的支持下，批了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营业执照。几年下来，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厂房建了7间，股东也增加到了7人，他们坚持不分红，年年把利润用于再投入，生产规模象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大。

　　然而这样的发展却让大家心里隐约产生了一点不安全感。1987年，中央开始对乡镇企业进行定性，规定一个股东最多只能雇7个人，超过7个就视为有剥削性质。

　　“这时候，很多企业都是带‘红帽子’的。”叶法廉回忆说，“也就是挂的是乡镇企业的牌子，实际是私营成分。否则，它就很难在当时生存下去。我们的厂也不例外。”

　　在当时县委农工部领导的帮助下，厂里作出了一个应对之策：扩股。不到200人的厂子，股东一下从7人扩大到了26人。“26乘以7，182个人。这样算是满足了一个股东最多雇7个人的要求。”

　　不过即便这样，许多政策仍然象阴影一样压在他们头上。这一年，国家有关部门下了一个文件，要求把联户企业视同合伙企业登记。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合伙企业没有独立法人资格，要以个人资产负连带责任。

　　一时间人心惶惶。一些股东感到前途渺茫开始退股。加上关系又没来得及理顺，不容易协调。当年的利润率只有3%。是创办起来最低的一年。

　　1988年，县里看到私营企业的退股的情况已经开始影响经济发展，主要领导一班人几次下基层调查，提出了完善、提高的方针，举办股份合作制培训班，避免制度不完善引起的股份纠纷，在政策上则仍把股份合作制企业视为集体企业，享受集体企业的待遇。

　　在这方面，旅游用品厂又一次成了先行者。当时的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在这里坐镇试点，建立股份章程，成为温岭全县第一份完善的股份章程并在全县进行了推广。当时的县委农工部部长也来到旅游用品厂指导完善股份合作制。企业采取带资扩股的方法，吸收职工入股。这样该厂股东扩大到了70多人，企业的资金实力增强了，又进一步解决了超额雇工的问题。企业在体制上得到了一次解放。

　　1989年，有关部门联合下文，要求乡村集体资产在企业中不足50%以上的一律摘掉“集体”的帽子。由于对此认识不统一，换“照”期间，股份合作制企业都拖了三个多月，许多企业惶惶不安。

　　这一次，温岭县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县府下发了256号文件，规定企业中的乡村集体资产占20%以上就可以按乡村集体企业登记，对不足部分还允许在半年内补充。这个开明的决策再次引发了温岭合作经济的大发展。到当年年底，温岭全县股份合作企业产值达10.53亿元。

　　叶法廉和股东们决定把几年来滚存的300多万元利润全部投入技术改造，使企业扩展到占地6亩，新建了7000多平米的厂房，产值连年翻番，至1996年达到了4500多万元。

　　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认了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争论多时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性质、“待遇”问题尘埃落定，强盛公司雄心勃勃地开始了自己新的发展历程。

　　从人民大会堂到迪斯尼乐园

　　就如同灰蓝两色的服装一样，80年代的帽子样式也是千篇一律的。这个空白被来自海摈小城的几个没有太多顾及的温岭农民盯上了。叶法廉设计了一种儿童戴的运动帽，取名“新三毛”，一炮走红上海，当时的《解放日报》还作了“新三毛”流行上海滩的报道。

　　1985年，大溪服装鞋帽厂的产品不仅走进了祖国的心脏，而且走进了其中最神圣的地方之一——人民大会堂。新奇的款式让当时的游客们眼前一亮。他们的产品创下一天卖出12000只的记录。而当时，大溪服装鞋帽厂每天的生产能力也不过是1000只。

　　最让叶法廉难忘的是，他们仿照国外样式做成的纪念袋还被人民大会堂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们的专用公文包。1987年10月，叶法廉和120名员工加班加点，用最好进口人造革制成了这些特殊的公文包。随后，温岭企业拥有的第一辆进口卡车将这批货用了三天三夜时间拉到了北京。大会堂工作人员连连感谢叶法廉“立了功”。

　　低价、优质和企业的向心力是强盛发家的不二法门。在由叶法廉亲自组织撰写的公司《培训手册》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段话：“帽子是一种特殊的工艺。古人说缝纫行业中‘衣不差寸、帽不差分’，帽子周长最多不过59公分，又是由六片组成，它的上下总误差不许超过0.5公分，再分摊到六片12个缝边上，其精度就可想而知了。……高质量的帽子，必须靠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去完成。”

　　这本颇具特色的培训手册由企业简介、帽子发展近代史、缝制帽基本工艺、职业道德修养、设备安全、个人修养教育和体能七部分组成，全部由口语写成，用的也全是身边的例子。企业在这方面所花的苦心可见一斑。记者采访时正值元旦将近，企业里正为所有员工准备过年的小礼品。

　　1998年，公司正式转向自营出口。是年8月12日，叶法廉刚从德国杜塞尔多市参加国际博览会回来，又接着去上海办理出国签证，28日他又去了意大利走访市场，回访客户。各国德定单通过因特网纷至沓来，生产计划即告爆满，厂里面婉拒了更多的定单。但外商还是源源而来，一位德国业主还专程叫女儿送来了“优质、准时”的铜牌，并一定要安排1200万元的产品。五月份，世界杯足球赛前夕，足球赛组委会向该厂订购了40万顶旅游帽，他们只好开足马力，保证如期交货，生产计划不得不再次追加了四成。

　　与国外公司的成功合作也使公司产品从中低档逐步向中高档、高档发展。 2000年，他们成为迪斯尼公司的特许供应商。随着一次次出其不意抽检和现场检查时的良好表现，越来越多的单子从迪斯尼飞向了强盛。把现在，强盛公司40%以上的产品都绣有迪斯尼的卡通图案。

　　公司一位黄姓经理认为：国内产品的普遍优势在于价格，加上交货期能够保证，因此往往能吸引到一些知名国际品牌的合作，比如迪斯尼就是这样成为他们一个大客户。

　　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博览会——慕尼黑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上，强盛也频频展现出中国公司的风采，成为“中国军团”的一个重要成员。除了迪斯尼，公司现在已经与丰田、奔驰、阿迪达斯等100多家知名客户建立了供货联系。目前，强盛公司的年销售额已经突破8000万元，利润达到600多万元。

　　与此同时，作为对外打响自身品牌的第一步，公司已经开始在全球26个品牌注册了自己的商品，并且计划在上海建设自己的开发和销售中心。叶法廉说，“我们不仅要给大公司贴牌，还要在国际市场上打响自己的牌子。”

　　强盛，正在继续自己的“强盛传奇”。

　　强盛发展简史：1983年，叶法廉等四人合伙设立“大溪服装鞋帽厂”。1984年，产品打入人民大会堂1985年，改名为“温岭旅游用品厂”1987年——1988年，扩股，开展股份制试点。1990年产值首先突破1000万元。1991年，建筑面积7000多平米的新厂房投入使用，成为温岭县当时唯一的标准厂房。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来到台州行署书记陪同下视察工厂。企业改名“浙江台州强盛帽业有限公司”。1995年——1996年，改名台州强盛帽业有限公司，企业产品向中档过渡。1995年产值突破3000万。1998年，取得自营出口权。2000年，开始与迪斯尼公司等一系列国际知名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产品向高档发展。企业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温岭日报记者 王军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