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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20年深化发展,这是温岭首创的民主恳谈
源稿:温岭日报 发布时间:2018年09月28日 16:14:39 编辑:柳寒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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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讯(记者 柳文岳)一石激起千层浪。1999年6月,在松门镇政府会议室举行的一场“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意外赢得了镇村干部群众的心,大家奔走相告,温岭诞生了民间“焦点访谈”。

经历近20年的发展,民主恳谈完成了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的制度化探索。从初期阶段的对话恳谈到参与决策,再深化到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与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相结合,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参与式公共预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普通人参与政府财政预算成为一种常态。

从对话到参与决策、从“温岭实验”到“温岭模式”,民主恳谈已成为温岭深化改革的一张金名片,并已发展成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一种典型形式。

起源:农业教育论坛,鼓励群众自愿参加直接对话

最近,温岭市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奕敏频繁接受各级各类媒体采访,作为民主恳谈的创始人,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作“陈恳谈”。

“1999年,省里部署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试点工作,温岭放在松门搞试点。这块工作由宣传部主抓,理论科具体负责实施,我当时是理论科副科长。”陈奕敏回忆,“我与时任松门镇党委书记朱从才联系,商量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试点工作如何开展。朱从才认为,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效果并不好,让我想个创新的方法出来。于是,我想到了论坛的方式,把参加论坛的人员扩大到普通群众,让群众自愿参加,在会上可以自由发言。对于群众提出的每个问题,镇干部都要回答。为此,我还设计了整套程序。论坛名称是朱从才取的,叫‘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

在这场论坛举行前,如何有效告知群众、吸引群众参与,他们颇费了一番心思。通知太提前,容易忘记,而如果通知时间太近的话,又会因准备不足,来不及参加。于是,他们最终设定为提早5天发出通知。至于通知的形式,他们用毛笔字写在大红纸上,张贴在各村人员密集的地方,确保能够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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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当天,只能坐下300人的会议室,涌入了五六百人,就连走廊和过道上都挤得水泄不通。

村民、办厂的小老板都来了,提问一拨,得到满意答复走了,下一拨人又进来了……当时村民没有在乎论坛主题,大部分人都是就自身问题发言。在这个论坛上,财税所、工商所、派出所、医院、学校等镇里各职能单位负责人都来了。

“当时的出发点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些法律、政策性的问题,以解释说明为主;有些要解决的问题,则通过对话,核实其情况,当场承诺。比如,当时松门中学前面的道路,没有路灯,群众把问题当场提出来,镇领导当场承诺解决,后来没多久就安装了路灯。”陈奕敏说,“当然,大多数还是群众个人的问题。比如,邻里矛盾、对镇里调解不满意,也都放到这场论坛上来讲。有冷冻厂的负责人提出,‘我自己从河里抽上来的水,为什么还要我缴费呢?’镇领导解释,这是水资源利用,就要依法缴费。”

陈奕敏表示,自愿参加、直接对话,这两个初创时就确定下的民主恳谈最基本的特征,一直保留至今。

“民主恳谈”名称的形成,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2000年,陈奕敏接受浙江日报等媒体记者采访时,不少记者跟他提出,“论坛”的名称不够接地气,不适合农村基层。一些专家学者与他交流时也提及这个问题。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当年4月,陈奕敏第一次提出了“民主恳谈”的名称,不过并未获得广泛认可。后来,通过媒体的不断宣传,“民主恳谈”这个名称才逐渐被确立下来。

在松门镇的示范效应下,全市各地陆续开展起各式各样的干群对话活动,并冠以“民情恳谈”“村民民主日”“农民讲台”等名称。

2001年6月,市委发文,将各地各种形式的基层民主政治创新载体统一命名为“民主恳谈”,并提出规范性要求,推广到全市所有镇(街道),进而引入城镇居民社区、基层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业单位等领域。

转型:群众参与公众事务决策成常态

作为发源地,松门镇的民主恳谈进行到2000年年底时,在实践上出现了困难,阻力越来越大。镇里一些干部反对,理由是,恳谈解决的问题大多是群众个人的问题。他们认为,一次民主恳谈会开展后,都会有几十个问题,镇里要针对每个问题组建一个工作小组来解决。几十个问题,就要组建几十个工作小组,其中牵制的精力非常大。解决问题是要资金的,财政压力也大。村干部也反对,认为老百姓在会上出他们的洋相,他们在村里的威信受到挑战。

转型势在必行。

陈奕敏认为,转型的重点就是民主决策。老百姓如果不参与决策,他们就不会关心政府工作。民主决策,决策的是公众事务,而不是针对群众个人的问题。这样干部精力和工作压力、财政资金问题都会解决。当然,老百姓的个人问题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

2001年年初,当时的牧屿镇(现并入泽国镇)党委想冲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该镇党委书记让宣传委员把陈奕敏请来一起研究商讨。从思想政治工作,转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决策型民主恳谈”的思路在陈奕敏脑海中逐渐清晰。

于是,牧屿镇成了民主恳谈转型的试验田。

彼时,牧屿镇正准备建造牧屿山公园。前期的规划方案已委托一家设计院做好了。牧屿镇领导与陈奕敏商定,这次的民主恳谈主题就叫“牧屿山公园建设民主恳谈会”,让老百姓来一起讨论,完善设计方案。

这次恳谈活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恳谈中收集的30多条意见和建议,许多具有建设性意义。比如,有群众提到,原来牧屿山公园上有一个古楼阁,是标志性建筑,后来拆除了。既然要建公园,应该重建这个古楼阁。也有的提到,牧屿山公园的设计方案中,只有南边一条路进出,最好在东边也建一条道路,因为东边是人口集聚的地方。还有的提到,既然公园建了,也应该配套些娱乐设施。

其中有一条意见,让在场的镇领导干部很感动。一位群众提到,牧屿山上有很多老坟墓,有点妨碍视角,应该迁移,他说,“在山上,我们家也有老坟,如果要建公园,我们家肯定全力配合,马上迁墓。”

“坟墓的搬迁,往往比房屋拆迁更难。所以说,让老百姓充分参与公共决策,他们对政府的支持配合就会主动得多。因为他们有了主人翁意识,在实施时,就会从阻力变成推力。”陈奕敏表示,“对话环节很重要。通过充分的交流协商,按照共识的原则来决策。共识从哪来,就是通过对话协商,来形成的。”

这次转型,使民主恳谈工作“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促进发展”的指导思想得以确立。

随着决策型民主恳谈在各镇(街道)推广,2004年,市委出台有关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镇级政府必须将民主恳谈作为决策的必经程序,并将此项列入政绩考核体系。同年,温岭民主恳谈还收获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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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参与式预算让民主恳谈更“合法”

即便推陈出新,当时的民主恳谈形式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陈奕敏很在意一些政治学专家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认为决策型民主恳谈没有法律保障。

陈奕敏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有一次他出差时,遇见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两人相谈甚欢。一次深夜,李凡参加完一个会议后,激动地给陈奕敏打电话分享灵感:“你们民主恳谈可以谈谈财政预算嘛。”

陈奕敏忆起当时的心情,简直可以用“豁然开朗”这4个字来形容。“民主恳谈谈政府预算,不正是将民主恳谈引入了基层人大制度吗!把民主恳谈与人大工作相结合,法律保障就有了。”

2005年,泽国镇和新河镇率先开始公共预算民主恳谈改革尝试。这种恳谈立足于政府预算谈项目建设。打个比方,泽国镇翌年计划30个项目要列入项目建设目录,所需经费1.05亿元,那么参与恳谈讨论的人,就要从中挑选出10个议题最紧迫的项目工程,且总资金相加不得超过3500万元。

“讨论难度很大,对参与讨论的人要求也挺高,他对政府公共事务的轻重缓急得有精准判断。”为了恳谈,陈奕敏还找来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帮忙。两人合力设计出一份调查问卷,要求每名参与者完成,除了给项目投票,还要针对轻重缓急打分。

新河镇开展的参与式民主恳谈,跟泽国镇的有所不同。他们的做法是,给出政府明年的财政预算总数以及现有项目安排,让大家谈谈哪里需要调整。比如说,预算共8000万元,投入教育2500万元,有哪些项目,是否合理,假如有需要调整,大家一起来探讨理由和新分配方式。

在新河镇开展的参与式预算恳谈,最基本的就是将政府预算彻底地细化以及公开,这也是陈奕敏设计的参与式预算的根基。

很快,参与式预算改革在温岭各地广泛推开。十多年过去了,目前,这种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已成为市、镇(街道)、村各级的一种固有传统。

经过近20年持续不懈的探索、深化、完善、发展,民主恳谈已基本形成了由决策协商、预算协商、工资协商、党内协商、政协协商、社会协商、城乡社区协商等多种形态组成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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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主“谈”出来

8月1日,陈奕敏受邀参加大溪镇以“公厕革命”为主题的民主恳谈会。“中心菜场公厕整改半年,为什么还不开放?”“建设费用投了1000多万元,后期管理跟不上,砸再多钱也‘白搭’!”不变的是“热辣”,变的是内涵。从个人矛盾的化解到集体利益的协商,小城镇整治、垃圾分类、乡村振兴……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民主恳谈会,更加紧扣时代脉搏,在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发挥着润滑剂、催化剂、黏合剂的作用。

1999年以来,发端于乡土的民主恳谈,不仅走进了每个温岭人的生产生活之中,也走上了专家学者的案头,走入了课堂和学术之中。从田头到案头,温岭的民主恳谈逐渐成为样本,带来了深远的意义和深刻的影响力。

作为温岭群众有序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载体,民主恳谈先后于2004年、2010年,获得、入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11年获“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2014年入选“中国社会治理创新范例50佳”。温岭参与式预算被评为“2007十大地方公共决策实验”,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入围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此外,还引得不少省市、各大高校前来考察学习。今年暑假,由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导师和学生组成的学术团队,专门来到温岭,就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开展专题调研。

“前几年忙的时候,我平均每个星期就要接待一个团队,全国各地的都有。”陈奕敏说。如今,陈奕敏也常常参加各种学术论坛活动。前不久,两岸基层社会治理论坛在厦门召开,陈奕敏就民主恳谈治理模式进行了分享。他认为,交流的过程也是碰撞和传播的过程,温岭民主恳谈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随着社会发展,在各种知识的碰撞中逐渐形成的。

今年6月份,我市印发《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加强民主协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等机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当下,泥土里长出来的温岭民主恳谈,还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完善和发展,有着经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应继续推动民主恳谈的形式、内涵向前发展。将来,还要利用互联网技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到民主恳谈中来。”陈奕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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